在世界历史中，发生于数千年前的农业革命和发生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曾经先后两次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极其广泛、深刻的典型性的派生性的社会革命。但囿于19世纪考古学、历史学的发展水平，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只能着重地研究和阐述了西方工业革命后在世界广大落后国家和地区所发生的派生性的资本主义社会革命。他们通过这种研究确认：以西方工业革命为基础，世界各地的派生性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实际都是从生产力的派生性发展直至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派生性发展的全方位的、深刻的派生性的资本主义社会革命。但在一般历史理论的层次上，马克思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未能由此而进一步地搞清楚：一般说来，在落后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均已从根本上全面落后的情况下，这些社会是否只有经历一场从生产力到上层建筑的全面的派生性的社会革命，才有可能进入到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这种疑惑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曾经试探性地提出：落后国家在吸收已为发达国家的现存制度所无力容纳的新质生产力(这就是生产力的派生性发展)的基础上，也有可能率先独立地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新质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则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原生型的历史发展)，而不必等待发达国家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首先实现了它们的原生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后再去仿照发达国家实现自己的全面的派生性的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对于这种观点的可靠性，显然是有所保留的，所以，他虽然三易其稿，却始终未能下决心将其明白无误地公诸于众。马克思后来显然又就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与恩格斯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并在恩格斯的说服下最终放弃了自己的这种错误的理论观点。
　　马克思对于恩格斯的聪明、机敏，一向是高度赞赏的。而恩格斯在某些问题的研究方面，也确实是走在马克思的前面的。如恩格斯在提出“晚年设想”之初，即已清醒地指出：鉴于俄国社会的落后性，俄国先于西欧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不可能的。俄国公社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1](p620，626)。从派生论的角度来看，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实际就是认为只有首先在先进的西欧实行原生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后才有可能在俄国等落后国家实行比较全面的派生性的社会主义革命。恩格斯显然以这种观点说服了马克思，因而他们也就得以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共同指出：只有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下，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才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8](p326)。这样，“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就被共同地确认为了俄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而在这种条件下，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自然也就只能是比较全面的派生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不再是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所预想的那种片面的(即仅仅涉及到生产力领域的)派生性的社会主义革命了。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设想”问题上所达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共识。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又针对马克思的失误更加明确地阐释道：“然而单是这样一个事实：与俄国农民公社并肩存在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正在濒于崩溃的时刻，而且在这一时刻它本身已显示出一种新的生产形式，在这种新的生产形式中将有计划地使用作为社会财产的生产资料，——单单这样一个事实，并不能赋予俄国公社一种能够使它把自己发展成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完成这一革命以前，公社如何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呢?当俄国公社已经不再在公有制的原则上耕种自己的土地时，它又怎么能向世界指明如何在公有制的原则上管理大工业呢?”因此，“对俄国的公社实行这种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11](p501，502，500，502-503)这样，恩格斯就概要地阐述了落后国家全面实行派生性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前景，并由此而使他和马克思的“晚年设想”在一般历史理论的层次上包含了更多的理论合理性。
　　　　　　四　关于派生性社会革命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典型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过程，实质上是一种社会革命的过程。而社会革命的发生，又必须以社会革命的时代到来为前提。由此，他们也就在事实上提出了一个原生性的社会革命时代与派生性的社会革命时代的理论问题。
　　关于原生性社会革命时代到来的原因和方式，马克思曾经概要地指出，在原生性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为现存社会制度所无力容纳的新质生产力是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的，所以原生性社会革命时代到来的原因和方式也就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p82-83)
　　关于派生性社会革命时代到来的原因和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上述关于原生性社会革命时代的基本理论，既包含了某些普遍的、一般性的东西，又包含了某些特殊的、个性范畴的东西，因而并不是完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其中，和原生性社会革命时代相一致的是，派生性社会革命时代的到来也必须以为原有社会(即落后社会)所无力容纳的新质生产力为基础。和原生性社会革命时代不一致的则是，在典型的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历史起点上，落后民族赖以建立新社会的物质条件，起初并不是在落后民族的“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的，而只是在其外部即在先进民族的内部首先成熟的。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即已清楚地表明：目前，世界上的“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一切“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国家”，都在“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都“在自己那里推行了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这些“最野蛮的民族”、“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国家”，按其自身所达到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来说，本来是不可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历史时代的。导致这些落后民族和国家普遍“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并不是它们自身的生产力发展，而只是西方的大工业及其对于落后民族、国家所形成的巨大的生存压力。因此，这些落后民族、国家赖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革命时代的生产力条件，实际并不是在它们的“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的，而只是在这些民族、国家的外部——即首先在西方社会的内部成熟的。[6]( p255-266)
　　按照同一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关于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晚年设想”中，又进一步提出：俄国等落后国家赖以实现这种跨越式发展的“现成的物质条件”，也并不是在俄国等落后社会的“旧社会的胎胞里”自发地形成的，而是在西方社会内部首先成熟的。这种“现成的物质条件”当然也并不是普通的大工业，而只是已经度过了资本主义制度“没有被触动的时期”的大工业，亦即已为资本主义所无力容纳的新质的社会化大生产。这种新质的社会化大生产当然也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要使集体劳动在农业本身中能够代替小土地劳动”，就“必须具备”“在物质上有实现这种改造的条件”。诚然，在当时的俄国社会内部，并不具备这些物质条件，但与俄国公社同时并存的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因此，俄国公社“可以借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8](p436-437，438，451)总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西方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为资本主义所无力容纳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落后国家也可以在其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起来之前，即迅速地从西方社会引进这种作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先进生产力，从而使自己由落后国家转变为先进国家，并在这一基础上和过程中迅速地展开派生性的社会主义革命，以便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种派生性的社会主义革命赖以展开和实现的历史前提，无疑是派生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而派生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到来的前提，则又正是在落后国家的外部即在发达国家的内部已经形成了为资本主义所无力容纳的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因而也就是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衰亡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代。落后国家只在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这一原生性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够相应地进入自己的派生性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落后国家也只有在发达国家率先建立了原生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够真正地展开本国的派生性的社会主义革命。(注：应当重申，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只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所预想的建立在为资本主义所无力容纳的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因而这种初级社会主义的建立，也就并不需要以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顶点为前提。)
　　还应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设想”，是以当时判定西方的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历史尽头为前提的。但在这一问题上，恩格斯晚年又曾比较切合实际地指出：从总体上看，直至19世纪末，“如果说英国现在已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那么其他国家则刚刚踏进这个时期”[11](p597-598，314，514)。目前，“资本主义在西欧能持续很久”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而“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化的要求，仍然只是一种关于未来的天真的意图，它也许对第三代或第四代有实际意义，但决不会更早”[12](p147-148，260)。基于这种新的判断，恩格斯又进一步表明，虽然“晚年设想”的理论逻辑仍然是正确的，但在其赖以实现的物质条件在西方社会逐步形成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它所赖以实现的社会条件即落后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却在愈益迅速地消解之中。因而，随着落后国家派生性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这一设想最终也有可能无以实现。[12](p38-40，147-149)恩格斯的这种观点表明，他在当时已经逐渐注意到，虽然一般说来派生性社会革命时代和派生性社会革命仍然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诸如“晚年设想”中的那种几乎跨越了整整一个大的历史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的超大跨度的派生性的社会革命，却看起来很有可能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论构想。这就表明，恩格斯当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实际已经开始做出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修正。(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一般情况下，即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主流中，跨越一个或几个大的社会形态的派生性社会发展，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对此，笔者将另撰专文，予以评述。)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派生性资本主义社会革命时代和派生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全部有关论述，已经从各主要方面基本上体现了派生性社会革命时代到来的原因和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原生性社会革命时代的理论论述及其与他们所阐述的具体的、历史的派生性社会革命时代的异同，也已昭示了他们关于派生性社会革命时代的理论观念的实际存在。但在当时的理论发展阶段上，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理论观念仍然只是作为分散于各种有关的具体论述之中的一种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潜在的、或者是尚未获得应有的展开、发挥和发展的理论精神而存在的，而并未获得任何一般历史理论层次上所应有的明确的理论概述，这就给后人重新发现、发掘、研究、掌握和传播这些理论观念，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拟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有关论述为依据，试将其中所包含和体现的关于派生性社会革命时代到来的原因和方式的理论观念，简要地概述如下：
　　社会生产力，是人们借以满足自身需要的基本手段，在“门外”(国外等等)已经有了自己至少要经过很长甚至是极长的历史时期才有可能创造出来的(甚至是自己根本不可能创造出来的)新质生产力的情况下，发展生产力的最迅速、最有效的途径，无疑是引进和发展这种新质的生产力。引进和发展新质的生产力(良种、技术、设备、管理方式等等)，也是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形式，而在这时就成为了主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形式了。在一定的外部条件下，落后社会客观上需要新质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引进和发展又需要落后社会有相应的经济的、政治的、精神的和文化心理的社会条件与之相适应，而落后社会的社会形态在本质上又是不能满足这种需要、并且与之相对立的(否则它就不是“落后的”了)，因而，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落后社会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的矛盾，主要的也就不再是与落后社会内部原有的生产力的矛盾，而是与外部新质生产力的引进及其在落后社会内部的派生性发展这种生产力急剧发展的新趋势与新过程的矛盾了，由于这种矛盾，变革落后社会的社会革命的历史时代便到来了，并且是以特定的、跳跃的或强制转折的方式到来了。
　　落后社会的社会革命时代到来的这种原因和方式，当然也是有其特殊性的。而这种特殊性，概要地说，就是它的派生性，也就是说，它不是落后社会内部生产力自我发展的结果，而是外部先进社会所创造出来的为落后社会的社会制度所无力容纳的相对较高的生产力必然引进的历史趋势与历史过程的产物。因而，由这种原因和方式所产生的落后社会的社会革命时代，自然也就是派生性的社会革命时代。
　　　　　　五　关于派生性社会变革的程序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经提出，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展变革的基本程序是：(1)随着“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生产关系就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革；(2)“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但应看到，马克思在这里所阐述的，实际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而只是原生性社会变革的特殊程序。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是有着比较清醒的理论认识的。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派生性社会变革的大量论述表明，在他们看来，在一切居于典型的派生性社会发展地位的落后社会的范围内，派生性社会变革的基本程序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原生性社会变革的程序不相吻合的，而且在颇大的程度上还是与之完全相反的。但这种现象又并不是反常的，而正是派生性社会变革所固有的正常程序的自然体现。这种现象也并不是否定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般程序，而只是在一个更广大的范围内、即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实现和体现了这种一般程序。然而，单靠这种派生性的社会变革程序，仍不可能使落后社会最终转变为新社会。落后社会只有在其愈益深入的派生性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又进一步地转向、实现和经历某种程度的原生型的社会变革程序，才有可能最终地转变为一个完整的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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