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观念，主要是通过对于一些历史事例的实证分析而得以体现出来的。这些具体的实证分析因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相联系、相统一，而不可避免地包含和体现了一定的思想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于这些具体事例的实证分析，而开始实际地表明了派生性社会变革程序有别于原生性社会变革程序的一系列的显著特征。概括地说，这些显著特征就在于：
　　1.在一定范围内，不是落后社会内部生产力的发展破坏了该社会自身的旧的生产关系，而是外部先进社会的先进生产力破坏了落后社会的旧的生产关系。因此，从落后社会的范围看，不是先有新质的社会生产力，后有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反倒是先有生产关系的超前变革，后有新质生产力的引进和发展。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却仍然是先有新质的社会生产力，后有这种新质生产力对于落后国家的传统生产关系的破坏。而且，从落后国家更深层次的和更加彻底的社会革命的角度来看，也仍然是必须先有新质生产力的派生性发展，而后才有可能在这一基础上和过程中进一步地实现对于传统生产关系的更大、更深刻与更彻底的破坏。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原生性的社会革命时代，由于这一历史时代赖以到来的新质生产力是在一定社会的内部逐渐生成的，所以在这一社会革命时代到来之时，解决这一社会革命任务的物质条件即已在该社会内部形成了，“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这样，在这一历史时代，也就总是先有本社会内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而后才会有这种新质生产力对于本社会旧式生产关系的破坏。然而，在派生性社会革命时代，由于这一历史时代本质上是由外部社会的新质生产力必然引进的历史趋势与历史过程所造成的，所以在这一历史时代到来后的一定阶段内，落后社会赖以实现派生性社会发展的新质生产力条件，也就只能存在于落后社会之外(即存在于先进社会之内)，而绝不可能同时又存在于落后社会之内。而这也就规定了，在派生性社会革命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对于落后社会的旧式生产关系的破坏，起初完全有可能不是表现为落后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导致了对于自己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的破坏，而是完全地表现为了外部社会的新质生产力通过一定的环节(如贸易或否定性的示范作用等等)而形成的对于落后社会的旧的生产关系的某种程度的破坏。譬如，英国的(而不是印度的!)大工业，就通过对于印度的大规模的商品输出，破坏了印度的“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而也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这种由外部新质生产力所造成的社会革命，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1](p67,68)而人类的这一“使命”的首要内容，便是实现以大工业为基础的现代文明在世界范围的普遍传播。这就表明，这种由外部新质生产力所造成的社会革命，同时也正是先进社会的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文明赖以逐渐进入落后社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又进一步表明，无论这种由外部社会的先进生产力所造成的社会革命的规模有多大，程度有多深，它对于落后社会的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破坏，也仍然是相当有限的。对于落后社会的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进一步的、彻底的破坏，最终仍然只能依靠外部先进生产力的引进与发展，即只能依靠落后社会的派生性的生产力革命，只能依靠以这种途径和方式所实现的落后社会本身的新质生产力的大发展。譬如，仍就印度来说，英国资产阶级“现在他们正打算在印度布下一个铁路网。他们会这样做起来，而这样做的后果是无法估量的”。“铁路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工业的先驱。”因为，“只要你把机器应用到一个有煤有铁的国家的交通上，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这种首先是社会生产力的派生性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正是进一步破坏印度的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革命过程。因为，“由铁路产生的现代工业，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方式，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1](p71-73)。毋庸赘言，这种过程，实际也就是以派生性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派生性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
　　2.马克思关于俄国把西方的属于新质生产力范畴的机器、轮船、铁路和属于新质生产关系范畴的一整套交换机构统统引进到了俄国的论述和恩格斯关于落后国家可以全面仿效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表明，在他们看来，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并不是在落后社会内部首先引进、形成了新质的社会生产力，而后才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始进一步地引进和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新质的生产关系，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实行新质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关系的同步配套的引进，因而也就导致了新质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关系的同步建立。
　　3.在一定范围内，推动落后国家、民族实行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首要动因，完全可能不是出于他们自身的经济需要，而是出于他们自身的某种政治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就不是先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革命，后有上层建筑的革命，而是先有基于新的国际环境的新的政治需要，而后才又相应地实现了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全面的派生性的社会革命。譬如，在西方已经实行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历史条件下，“建立新的工业部门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因而西方资产阶级也就得以“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灭亡的忧惧之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就是说，变成资产者”[15](p470)。在这种过程中，又如，“同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一样，政治存在产生了新的需要，促使塞尔维亚扩大自己和西欧的联系”。“试看，塞尔维亚为了取得一个基督教国家应有的地位，就曾不得不以西欧为借鉴来建立自己的政治机构、自己的学校、自己的科学、自己的工业组织”。[12](p13，38-39)在这里，推动落后社会全面变革的首要动因，显然并不是经济动因，而是由落后社会自身的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政治动因。这样，从这种局部的范围来看，这种政治动因也就构成了落后社会赖以启动和全面展开其派生性社会变革的“第一推动力”。
　　当然，另一方面，从世界范围看，这种政治动因也仍然是有其一定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说，它至少是由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所造成的，而并不是纯粹由政治和文化的因素所造成的。
　　4.在一定范围内，落后国家的政治变革也完全有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领先于经济基础的变革，并对后者起着某种先导的和决定的作用，而不是先有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后才又有政治上层建筑的相应变革。譬如，拿破仑是一位“伟大征服者”。“当果断的拿破仑把革命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对德国来说，拿破仑……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在法国已完成其任务的恐怖统治，拿破仑以战争的形式把它搬到了其他国家，这种‘恐怖统治’德国是十分需要的”。[14](p636,637)“德国资产阶级的创造者拿破仑。由于他的大陆体系，由于在他的压迫下普鲁士必然实行的经营的自由，德国人才有了工业，并扩大了矿藏的开采。只过了几年，这些新出现的或是原已获得了发展的生产部门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这些部门而诞生的资产阶级也取得了相当的势力。”[15](p52)毋庸赘言，这种过程所体现的，就是在某种程度上首先实现派生性的政治变革，而后才又相应地实现了与之相配套的经济、社会变革的派生性的社会变革程序。尽管，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居于先导地位的派生性政治变革，也仍然是有其一定的经济基础的。
　　5.在一定范围内，落后社会内部的新的社会意识起初并不是来源于落后社会的社会存在，而是来源于外部先进社会的社会存在。这样，相对于落后社会的社会存在来说，这种社会意识便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完全是一种超前的东西。这种超前的社会意识一旦形成，便会成为落后国家赖以引进先进的生产力、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直接先导，并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落后国家的派生性社会变革的启动起着首要的、决定的作用。这样，从落后社会的局部范围来看，也就不是先有新质的社会存在，后有新质的社会意识，反倒是先有新质的社会意识，后有新质的社会存在；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反倒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存在。譬如：“在俄国，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中发展出更高的社会形态，也像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是不可能的，除了这种更高的形态已经存在于其他某个国家并且起着样板的作用。”[16](p673)“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11](p502)这就是恩格斯根据历史的经验所设想的一种外部的社会存在决定内部的社会意识、内部的社会意识又决定内部的社会存在的派生性社会革命的历史程序。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又认为，外部社会的社会存在对于落后社会的社会意识的这种决定作用，实际也是有着一定的限度的。如就落后国家的社会意识的广泛、深入、彻底的转变来说，落后国家自身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仍然是起决定作用的。譬如：恩格斯在谈到瑞士的社会意识问题时即曾指出：“瑞士的工业如果还是几乎完全保持着蒸汽发明以前全欧洲普遍采用的那种形式，那末可以想见，在从事生产的居民的头脑中，除了适应这种水平的思想以外，就不会有其他任何思想。”他又由此问道：“如果[外来的]蒸汽还没有使瑞士的生产和交通方式革命化，它能够引起瑞士人的传统的思想方式的改变吗?”[13](p103)而他的回答则是不言而喻的。
　　　　　　六　关于原生性社会发展与派生性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自始就是原生论与派生论相统一的辩证史观。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这种辩证统一关系主要就在于：(1)原生性社会发展与派生性社会发展的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即在以原生性社会发展为总体特征的社会进程中，同时又内在地包含有大量属于重要文明要素层次上的派生性的社会发展。在总体上属于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同时也包含着某些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原生性的重要历史因素。(2)原生性社会发展与派生性社会发展的相互依存与相互转化。即，一方面，没有原生性的社会发展，就不可能有派生性的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没有派生性的社会发展，原生性社会发展的普遍价值也无以实现。(3)原生性社会发展与派生性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排斥关系。即少数或个别社会的原生性的社会发展转变为多数社会的派生性的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正是对于多数社会重走原生性社会发展道路的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排除与否定。《资本论》所揭示的西欧原生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之所以只能限于西欧各国，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4)原生性社会发展与派生性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已经提请人们注意“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因此，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做的那个完全没有提到派生性社会发展的著名的理论概括，实际只是关于原生性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的理论概括，而并不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理论概括。由于马克思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西方原生性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所以他在基本理论上实际只是对于原生性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做出了高度的理论概括，而未能对于派生性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做出高度的理论概括，更未能有机会在这两种高度概括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抽象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式”。所以，马克思曾表示，如果将其关于原生性社会发展的特殊理论彻底地变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理，那就“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学说的这种历史局限性，当然决不能依靠空洞的抽象来克服。只有以对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的广泛深入的历史研究为基础，才有可能比较充分地认识派生性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因而也才有可能进一步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律与普遍规律。因此，补充、修正和超越传统唯物史观的历史重任，并不能由那些不懂历史的所谓“历史哲学家”们来完成，而只能由深谙理论思维的历史学家们来完成。这一点，也将为历史所证明!
　　收稿日期：2003-07-20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6]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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