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呈现阶段性、周期性、循环往复性的特点，是在逐步摸索的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回顾反思新中国经济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使国人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关键词：当代中国经济发展 回顾反思 历史启示  

    当代中国经济五十多年的发展，既有辉煌的成就，也经历了曲折的探索，甚至曾遭受严重的挫折。回顾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取得的伟大成就，反思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展望新世纪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前景，可以使人们从更深层次牢固树立发展经济是硬道理，从而坚定振兴民族经济的信心。

    一、历史回顾

    新中国是在经济上濒临崩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旧中国留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是一个烂摊子。1949年，我国农业生产比1936年减少20%，工业生产减少50%，按全国人口平均占有国民收入只有66元。在这种情况下，1952年至1978年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翻了三倍，人均净产值增长了80%，劳动生产率增长了60%。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转型，1952年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是农业的四分之一，到1978年就超过了农业。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步入了稳定迅速发展的道路，在1978—1995年的17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三番，人口增长减慢，人均纯收入增长2.7倍，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6%的速度递增，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效益有了显著提高。1995—2002年经济持续以8%左右的高速度增长。2002年中国GDP已经为美国的九分之一，世界排名占第六位，外贸进出口总额已跃居世界第五位。
    总结五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有以下显著特征：

    （—）新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嘱目的成就
    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的社会财富有了很大增长，产业结构有了显著改观，已由过去经济比较单一的农业国，逐步发展成为具有一定水平的工农业国。通过长期的大规模经济建设，逐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国防工程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据统计，1949年至1988年间，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2.15万亿元。我国50多年的奋斗走过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两百年的路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村生产关系调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国的农村经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一种新型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正在逐步形成。我国农业生产以年均8.2%的速度持续增长，已经基本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都不失为一大奇迹。在工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我国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和显著提高，人民的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有了较大改观，科技实力以及高科技发展正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国的综合实力明显增强，2002年综合国力世界排名居第六位。

    （二）新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阶段性、周期性及循环反复性等特点
    1、中国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史可分为几个大的发展阶段，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
    （1）、从1949—1956年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时期；（2）、1957—1966年为经济调整时期；（3）1966—1978年为经济停滞、畸形过渡时期；（4）1978年至今为国民经济的快速飞跃时期。其中在第一阶段以1952年为界又分为国民经济恢复期和国民经济的调整过渡期。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第二阶段，由于党内“左”倾错误，导致经济体制的急剧变化、摇摆，加之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撕毁援助协议等严峻形势，导致工农业生产发生了大的摇摆波动。这一阶段可以1961年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第三阶段以1975年四届人大召开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全社会处于混乱，经济畸形发展状态，后一时期逐步遏制住了混乱无序的经济态势，但总体仍处于停滞状态。第四阶段：从1978——1987年为改革初期，从农村经济调整发展到工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全面改革。1988——1992年为治理整顿期。1992年至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成熟时期。

    2、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特点既不同于以上所述的阶段性，也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有着本质的区别。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一直处于高度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中，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发展存在着周期性的经济失衡以及由经济失衡导致的周期性工业波动。经济失衡主要是由于工业过热所引起的经济总量失衡，即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社会总供给。其次是工业与其他产业及工业内部部门之间的失衡。1978年以前，这种产业结构失衡突出地表现为工业与农业以及工业内部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失衡；1978年以后，这种失衡有所解决，但又突出表现为加工工业与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失衡；1985年以后又形成了工业与农业失衡状态的复旧。周期性工业波动在1953—1987年间，共经历了1953—1955、1956—1957、1958—1969、1970—1977、1978—1984、1985—1987共六次经济周期。六个周期中，波峰与波谷增长速度差距分别为24.7、25.9、111.2、32.3 、11.9和6.7个百分点。前四个周期波动幅度大，后两个周期小。这表明1978年开始的改革，缓解了传统计划模式下工业发展的不稳定性，但并未根本消除工业的周期波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渐发育，市场作为配置各项资源的主要手段，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起着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社会中固有的周期性波动规律也开始逐渐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呈现出来。1998年—2000年持续22个月的中国经济持续低迷状态在2000年下半年终于艰难地迈出低谷，开始出现攀升的态势。这和中央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是分不开的。中国经济的周期性特征并未发生象发达国家那样明显经济危机的症状，这恰好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在反周期措施上的高明之处。

    3、新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过多次循环往复的重大变革，经历了曲折的路程。
    改革开放之前，主要是在中央和地方管理权限的集中或下放方面进行，在相当程度上没有深入到企业管理体制层面。这种大规模的集中或下放形式的体制改革，先后有五次。第一次是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实现的。为保证156项重点工程建设，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管理。第二次是在“大跃进”期间。由于“左”倾错误，以及管理体制的匆忙过度下放，导致经济秩序严重混乱失调。第三次在60年代前半期，重新收归中央集中管理。第四次在“文革”前半期，过度下放导致经济秩序更加混乱。第五次在“文革”后半期，收归中央管理、整顿经济秩序，抑制了经济恶化，但中央高度集中管理的弊端日益明显。这几次改革可简述为：高度中央集权——经济发展趋向僵化——管理权限大量下放——经济秩序趋向紊乱——高度中央集权……循环反复、积弊日陈。这种局面既有被迫进行的一面，也有传统体制本身的问题，更有经济指导思想、所有制结构、发展战略和重大决策等问题。因此，对过去的体制改革只能放在当时历史环境中考察，不能一概否定或肯定。即使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也还残存过去体制改革中“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思维模式，在经济周期性的波动中表现较为明显。但总体来看，1978年之后的改革是在逐步摸索一条适应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新模式的过程。

    二、历史反思与前景展望

    （一）历史反思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我国经济发展早期实行的是一条非常规的工业化发展路子，以“超英赶美”为主要目标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这就使得国民经济比例关系陷入严重失调的局面，导致盲目蛮干，结果大量损耗有限的财力物力，使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六十年代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实质是工业现代化，到“文革”期间演变成以国防现代化为中心。80年代前期，以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为中心。回顾这一段经济发展史，我们应该反思的是：我国不仅在生产关系变革方面一再发生“超阶段”的失误，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也多次发生“超阶段”的问题。不仅在农业、轻工业还很落后的情况下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且采取现代大工业与落后的手工业相“嫁接”的方式（例如“大炼钢铁”运动），揠苗助长。在工业化道路远未完成、人均国民产值仅70美元、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者比重高达80%的情况下，企图跨越工业化发展阶段，在20世纪全面实现现代化，这只能是不合格的现代化。这种生产力的“超阶段”发展，在“文革”期间有它特殊的表现。一方面，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达到相当高水平；另一方面，农业仍然基本上靠手工劳动，靠天吃饭，温饱局面远未改变，“两元结构”矛盾日益突出。由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这种现象甚至延续影响到1980年前的经济发展。从1985—1989年的四年间，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出现了“过热”现象，工业生产以年均17%以上的超高速度持续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年均20%以上的增幅持续扩张，城乡居民货币收入以年均25%左右的增幅持续增加，进出口商品总额以年均20%幅度持续攀升。1988年我国开放度已达27 .7%，高于美日等发达国家。这一年，我国总供给与总需求矛盾开始相当突出，通货膨胀明显，消费品物价上涨幅度高达18.5%,导致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稳定。由此，我国经济进入了三年治理整顿时期。
    早在1980年，陈云同志在《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实现现代化，不要作不切实际的预言，要以现有工业为基础。批判了过去多年来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左”的“超阶段”发展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恢复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针对过去“超阶段”的所有制结构、低效益的经济发展路子、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在调整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同时，进行了一系列体制改革，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发展邓小平理论，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学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新的大胆探索与实践，坚持思想观念创新、理论创新与体制创新相结合，使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进入了建国之后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二）总结经验教训
    在历史探索实践中，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项全新的、陌生的伟大事业，在理论和实践取得较大进展的情况下，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失误，从而导致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正确认识并走出误区，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有着深远意义。
    1、在处理经济发展与政治领导的关系时，往往过分突出强调政治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将经济发展提升到政治高度来认识就是重视经济，片面将政治经济的关系割裂开来。建国后多年来奉行的“左”的指导思想、“政治挂帅”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对经济发展贻害无穷。经济发展有其自身内在规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遵循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发展经济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这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政治应该为实现这一根本目的服务。
    2、在发展和改革问题上，往往过分突出体制改革，脱离经济发展。曾经提出把改革放在首位和以改革总揽全局的方针，甚至要求经济发展要服从体制改革；而不是体制改革服务和服从于经济发展，从而使发展和改革的关系出现新的颠倒。在重大决策和体制改革问题上，片面强调体制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要求几年内建立体制框架，急于向新模式过渡。历史实践证明，改革发展的重大决策既要正确，又要保持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国民经济要稳步发展，体制改革必须稳步进行。前天一个新精神，昨天一个新模式，今天一个新战略，是不能把经济搞好的。由于重大决策的不断摇摆，使原定正确方针未能贯彻执行，反而加剧社会经济的动荡不稳。
    3、在处理速度和效益、公平与效率关系上明显出现过几次大的反复。片面追求经济的超高速增长、追求工业产值的翻番、追求铺摊子外延式的高速度，导致经济过热、效益下滑，特别是国有企业效益多年来普遍低迷。将经济稳定和发展对立起来的高速度肯定不能持久，对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将是有害的。关于公平与效率，既是阶段性的有所侧重，也有二者兼顾的正确关系处理。但多年来不是长期执行“平均主义”式的所谓公平优先原则，就是片面强调效率、显失公平，理论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与实践中“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巨大反差，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值得我们深思。
    4、在宏观和微观问题上，没有认识到宏观和微观是矛盾的统一体，而宏观又居于总体的全局；没有认识到在宏观经济失调的情况下，微观经济很难顺利发展。而是片面强调微观放开搞活，忽视宏观调控，甚至把必要的宏观管理看作是阻碍改革或“倒退”，从而将宏观调控与微观领域搞活对立起来，日趋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与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制售假冒伪劣现象、走私、偷逃税等现象就是明证。
    5、在对待借鉴外国经验上，存在较大的偏差。偏差之一表现为一部分人依然“左”倾思想严重，拒绝和排斥西方的一切先进经验；偏差之二表现为没有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没有正确认识市场发育成熟取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人们的主观愿望是创造不出成熟的市场体系的。盲目将西方模式照搬照抄到我们的体制改革中，反而加剧改革的不适症，带来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
    6、在对待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有益经验中应持的态度。这些经验包括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大力发展生产力是党的工作中心的方针；创立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多种经济成份、多种分配方式、多种经营方式和多种管理方式并存的经济结构；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将发展建立在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注重综合平衡，加强宏观管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的规律；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建设密切结合的方针等方面。这些经过艰苦努力和付出很多“学费”而获得的宝贵经验，我们决不能遗忘，应十分珍惜，并且要根据新情况妥善加以充实、完善、运用。而简单地把这些宝贵经验当作旧的一套加以抛弃是十分可惜的，也是令人痛心的。

    （三）未来展望
    21世纪的发展，中国的目标是到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新世纪的前20年全面实现小康目标。为此，中国已经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发展举措。在90年代后半期，重点发展了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交通、能源、通讯等瓶颈产业。在21世纪的前十年中，将加大投资力度，抢抓战略发展机遇期，大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信息产业带动工业发展战略，作为抢占世界经济发展高地的战略目标。面对入世挑战，充分利用加入WTO带给我们的一系列机遇，尽快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大潮中，抢占世界经济制高点。为此，国内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在一系列国有垄断领域彻底打破多年垄断局面，全面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竞争。金融、证券以及其他围绕市场经济新秩序的配套法规、制度要逐步加以完善，工商、税务、技术监督等面向市场的宏观调控部门等要相应加强，前10年逐步完善并成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未来数十年，中国经济仍将持续快速发展，但乐观估计，其发展速度不会超过九十年代的发展速度。制约未来经济发展速度除国际环境因素外，国内存在较大的制约因素有未来国有企业的活力、拥有大量不良资产且比例仍在增加的金融系统、中央政府财政调控能力以及日益增加的就业压力等。这一切都明确无误地显示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向和进程将不容置疑，即改进资源配置方式，使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发育成熟，而不是增加高额投资，走传统外延式发展的老路子。预计到201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美国的五分之一，但中国在世界的政治、经济影响绝不仅限于此，肯定会更高更大。这也是我们所期盼的！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赵德馨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安格斯•麦迪森著，楚序平、吴湘松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3、《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5期
    4、《发展中国家跨世纪的发展》，谷源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