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冰箱社会主义”的破产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瓦解，标志着十月革命后出现的现实社会主义从蓬勃发展到遭受严重挫折，走过了它生命中的第一个周期。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对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的解读，最具认识意义。苏联、东欧的演变为我们提供了窥探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奥秘的窗口。
    关于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原因，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是“经济没有搞上去”。这样的断言实在是过于轻率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俄罗斯是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1913年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当时美国的6.8％。在欧洲，俄罗斯当时的人均国民收入只及英国的1／6，不到法国的1／4，主要工业品人均产量与当时欧洲最落后的西班牙不相上下。而到1985年，即戈尔巴乔夫上台的当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相当于美国的80％。斯大林时期于1928年至1937年进行的工业化运动，使苏联在短短十年内走过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用了一百年走完的工业化道路，一跃而为欧洲的第一工业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劫难的苏联继续发展，终于成为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这不能不说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奇迹之一。
    如果说苏联综合国力强大而人民生活水平与之不够相当的话，当年东欧多数国家人民生活的实际水平则相当不错。以匈牙利为例，在卡达尔时期，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均农业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十种主要食品人均消费量均在世界前十位之内，住房、医疗保健、教育水准等都居于世界前茅。当时世界银行依据汇率计算，也将东欧国家列为中等收入国家。
    从经济史的角度观察，在过去的年代里苏联、东欧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观察，当这些国家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不断上升，逐步接近西方国家的时候，社会挫折感、失落感却在人民中间蔓延开来。人们日益感到不满足，日益向往西方，越来越感觉自己穷、西方富。这种现实与心理的反差值得深思。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用一个简明的公式来表达社会主义：苏维埃＋电气化＝社会主义。几十年过去了，在原苏联、东欧国家，苏维埃（政权）有了，电气化也有了，而社会主义却消失了。
    当年这样的问题就曾引起过东欧的共产党人的认真思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加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不是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发展？七十年代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曾在党的机关报《人民自由报》上，以“电冰箱的社会主义”为题开辟专栏，就此展开讨论。当时的讨论并没有产生什么结果，而今天历史终于为那场讨论作出了结论。

    二、社会主义：满足需要还是改变需要

    “电冰箱社会主义”破产的理论意义在于：它以极其尖锐的形式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再一次提到了当代社会主义者面前。也将经济发展是否即意味着社会进步的问题提到全体人类面前。
    “电冰箱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质是将社会主义定义为──与资本主义相比较，更有效和更普遍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一种生产方式及社会制度。更常用的表述为：社会主义是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的、能够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制度。苏联、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十分重视发展生产，这并没有错。但是，问题在于：当强调社会主义要满足社会需求时，能不能反过来说，只要生产发展了，人民富裕了，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实现呢？抑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
    的确，以往人们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常常提到“生产力的充分发展”、“物质极大丰富”，并以此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就曾有过这样的论述。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分析“资本生产力”发展的极限时认为：一但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这就是说，在技术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对劳动的占有意义下降，甚至是不必要的。人们据此推论，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使“物质极大丰富”，甚至充分“涌流”的时候，社会成员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也就成为多余，导致社会分化的物质前提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畅想占有成为多余或价值丧失的时候，不应忘记这些命题是有前提的，即：人的物质需求在数量和品质上的有限性。假定人的物欲是无限的，物质需求趋于无限大，需求的满足则微不足道。然而，在现实性上，人们的物质欲求恰恰是没有止境的，他们正是马尔库塞所称的“单向度的人”。不消除人们无限膨胀着的物欲，企图通过发展生产力、增加财富以推动人类接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犹如精卫填海、徒然无功。若人们的物质需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社会分化就要不断地发生。这样，有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论证就不可避免地要陷于悖论。
    社会主义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并通过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来巩固和发展自己。但是，人的需要是现实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研究和认识人的需要的现实性。人的需要具有二重性：自然性和社会性。需要的自然属性是人的动物性需要，即满足人的生理方面的需要。需要的自然性本质上是物质性的，物质财富的多寡决定其满足的程度。需要的社会属性反映了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需要的社会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人存在其中的社会关系制造着人的需要，二是社会性需要要在社会关系中得到实现和满足。需要的社会性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它意味着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物质财富的占有与运用仅是其形式而已。
    需要的二重性在现实中是统一的。西方经济学中制度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曾深入地分析过需要二重性的统一问题。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服装是金钱文化的一种表现”。服装既有对人体的机械效用，更是要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时新性和荣誉性”，以证明其支付能力和社会地位。服装，这种原本最“自然”的需要也被赋予了社会性。
    迄今为止的历史中，人类表现出的对于物质财富的强烈欲求，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物欲，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从社会原因方面看，人类需要的满足方式是交互的，但在私有制条件下，相互掌握着需要对象的人们却在财产关系上被彼此分割，每个人客观上掌握着他人的需要对象，主观上却只关心自己需要的实现。这样，人们就要将所掌握的他人的需要对象──生产资料、产品等，变成满足自我需要的手段。这时，如果某个人单方面地关怀他人需要，就会立即丧失自我。生存竞争由此成为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关系的实质。生存竞争使人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尽可能地多占有，否则就会一无所有。人不是天生贪婪，而是必须贪婪。可见，无限膨胀的物欲并不是人类的自然需要的表现，而是“社会地生产出来的需要”，确切地说，是私有制的社会关系制造出来的需要。
    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类需要的异化被推到极致。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深刻改变着人类的需要方式和行为，消费变成了满足生产的手段，人不是消费的主人，而是消费的奴隶。人的需要中的精神因素正丧失殆尽，精神文化需要正在蜕变为物质需要的形式，它的一切内涵都可以也必须用金钱，这个“一般等价物”加以衡量。正如马克思所说：“不仅商品间的质的差别，会在货币上面消灭；货币，当作彻底的平均主义者，还会把一切的差别消灭。”一但占有不再是手段，而变成了目的本身，一切精神与价值就统统被扼杀了。除了更多地占有物质财富，人类的活动便不再具有其它任何意义。实际上，“人”已经死了，剩下的只是贪得无厌的消费动物。
    卢卡奇将需要的彻底异化称为“物化”，并视其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西方社会真是被“大简化”了。
    以往的历史表明无限制地追求物质财富是人类的一种现实的生存状态，然而问题在于物欲是否即人类的本性？物欲是永恒的吗？马克思说得好：“整个历史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卢卡奇说：“历史的本质正在于此，如果加以固定化，那么一切都会变成假象，历史是不断变革的形成人类生活的客观形式的历史。因此，不可能通过以一种经验和历史的方法来研究各种特殊形式的连续的现象，来理解这些特殊的形式”。在一种形式下固定不变的、被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东西，在另一种形式下终将消亡。社会主义就是消灭“物化”的新的社会形式。
    社会主义不仅要满足人的需要，它更深刻的本质在于：改变人的需要。以往当人们阐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时总是强调：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能够更有效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充分、更公平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要。然而，不去改变需要本身，就永远谈不上物质的丰富，物质相对困乏，公平分配终究难于实现。人类的什么样的需求能得到充分的满足？显然，在社会生产力获得较大发展后，人类的自然需要是有可能被充分满足的，而需要中传统的社会性因素则是永远无法满足的。因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消除物化，使人类从无休止的物质追求中解脱出来，恢复人的需要中的精神性质；使人类在满足自身的自然需要之外不再追逐物质的占有和享受；使人类社会从注重物质生活向注重精神生活转变；使人类在创造性劳动和审美中实现自我价值；使人类最终建立起一种朴素的生活方式。
    以公有制为主要特征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为消除物化、改变人的需要创造了条件。公有制使客观上掌握他人需要对象的人们，在主观上也关怀他人的需要成为可能。生存竞争停止后，无限的物欲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但是公有制提供的还仅仅是消除物化、改变需要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仅是这场变革的表面层次。在此之后，必然要进一步推进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革命，以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创造出道德与美学的新天地。
    当然，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之后，我们对此的理解不应该、也不再会简单化了。在落后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着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满足需要与改变需要不能彼此分离，它们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使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以改造，否则就不能算是社会主义。格瓦拉曾说过：“我们对没有共产主义道德的经济型社会主义不感兴趣。我们为克服贫困而战，也为克服异化而战。”
    人们通常将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视为“斯大林模式”的失败。然而这种模式究竟什么？人们时常提及的诸如：广泛的国有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等，还只是这一模式的具体形式。“斯大林模式”的实质在于：运用国家政权力量，以高度组织化的方式进行社会动员和管理社会生产，实现国民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在三十年代苏联工业化的高潮中，斯大林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两个口号。斯大林的“口号”与列宁的“公式”是一脉相承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斯大林模式”的两个基本要点：专家治国和发展优先。
    开端蕴涵结果。“斯大林模式”使苏联及前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从一开始便陷入了“赶超”的陷阱。如果说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有什么教条主义的话，恐怕最大的教条主义便是认为：只要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就能超过资本主义，特别是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逻辑上讲，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应当比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更有效率。但是，逻辑不等于现实。影响经济发展的实际因素远远不止于制度。在当代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西方已经垄断了全球的大部分资源与市场。在现存的世界经济格局不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在经济上全面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过分强调制度因素，把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变成了一种“制度拜物教”，从而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赶超目标。为实现目标，不得不尝试各种方法，政策左右摇摆不定，竭泽而渔，寅吃卯粮。特别是迫于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机制难于持久的情况，转而以调动个人对自身物质利益的关心，作为社会动员补充机制，更导致了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背离。结果使这一模式出现了严重的内在矛盾。
    从经济的绝对增长角度看，由于经济总量终究无法赶超西方发达国家，政权作出的基本社会承诺必然落空，而在这种模式下政权的合法性恰恰在于保障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所以最终纷纷在道义上破产；从相对增长看，由于不是改变，而是广泛鼓励个人对其物质利益的关心，所以需求的满足总赶不上需求的形成。物欲不断扩张的社会成员得到不是满足感而是挫折感，进而导致了经济实际上在发展，社会却越来越不满意的社会主义型的“相对贫困”现象。苏联、东欧的实践，实际上演变成了把西方式的、资本家的生活方式扩大到全社会的尝试。这样流于荒谬的“社会主义”难免破产。
    如果认为：经济基础及社会制度因素还不足以实现社会主义，仅是提供了一种客观可能性，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使人们的主观世界得到改造，即关键在于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那么，这就涉及到了进一步的问题：决定历史发展的到底是客观还是主观？换言之，社会历史发展是被物质决定的，还是被主体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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