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总算，“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确实超过我们。有人因此认为“社会主义失败了”。有人则归之于海岛、海洋的“蓝色文明”，大骂“黄色文明”。

    我在前面说过，海岛和沿海地区确实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海上交往方便，不受国界局限。海上运输的成本也低于陆上运输。可是我们要问，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亚洲出现“四小龙”，而“四小龙”中有三个都在中国周围呢?世界上有很多小岛国并没有成为“小龙”，连近在咫尺的澳门也没有成为“小龙”是什么道理?

    翻开世界地图看，亚太地区有千岛之国印尼和菲律宾、斯里兰卡等岛国，欧洲有爱尔兰、冰岛、马耳他，美国的眼皮底下有海地、牙买加、多米尼加、波多黎各等一系列岛国，都没有成为“小龙”。

    “亚洲四小龙”的繁荣，基本上都是“冷战”和“热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产物。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封锁中国，“堵住社会主义的祸水”，先是扶植日本，然后是扶植台湾、韩国。美国的算盘是：如果打反苏反华的世界大战，台湾和韩国是美国的进攻基地，“不沉的航空母舰”；如果大战打不起来，台湾、韩国(以及香港)作为“资本主义橱窗”，摆在中国和朝鲜面前，是美国对中国(以及朝鲜)进行和平演变的基地。

    还应当肯定，“四小龙”的政府当局和资产阶级抓住了历史给予他们的机遇，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取得了很大成绩。

    先说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港口城市，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成为一个国家。它位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交通的必经之地马六甲海峡，而且处在其咽喉，占了地利。近几十年，世界经济相对平稳发展，东西两半球商业来往大增，海运(特别是日本从中东进口石油)发达，过往马六甲海峡的商船鳞次栉比，每年约八万艘。在新加坡中转的飞机航班也极多。新加坡经济因此而繁荣。当然，新加坡自身也创造了许多好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借鉴和吸取，特别是它的城市管理，精神文明建设、商业、服务业等等。

    再说香港。1949年的香港经济远不如上海(若论工业和科研，香港现在也远不如上海)。大陆解放后，美国封锁中国，我国的对外贸易，出口进口，大都只能通过香港进行。作为中转、中间商的香港，因此而繁荣起来；这几十年有一个规律：大陆经济发展顺利，香港就繁荣；大陆经济紧缩，香港经济就衰退。1985年我们大陆进行治理整顿，降低增长速度，香港经济马上处于困境，据说有7位资本家因此而跳楼自杀。

    现在的香港，是亚洲的一朵“花”，也是世界罕见的一朵“花”。但是，香港这朵鲜艳的“花”，是靠根、茎、叶和泥土——大陆供给它养分而开的。

    1990年初，正当许多人以香港为例反对大陆承社会主义道路之时，香港财经学院院长在香港刊物上著文说：“我多次讲过，不能把香港说成是‘小龙’，因为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是的，香港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正如北京王府井大街、上海的南京路和淮海路不是独立的经济实体一样。

    近十几年，香港经济发展突飞猛进，GNP直线上升，主要原因是大陆经济繁荣，对外贸易增长很快。

    我国沿海地区开放后，大陆通过香港进行的过境贸易，l 978年为108亿港元，1988年跃升为2264亿港元，10年增长20倍。转口贸易的利润率一般为7．5％，仅1988年，香港通过大陆转口贸易就得利润170亿港元，而香港总人口只540万。90年代初，大陆沿海约有500万人为香港企业工作。他们的工资比内地高，但与香港比，则是极低的工资。人口540万的香港，有500万廉价劳动力为它工作，所以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很高。但香港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工业制造业只占18％，工业化程度远低于上海、广州、厦门、福州、青岛等城市。

    这里我们着重谈谈台湾。

    台湾的情况使内地许多人感到困惑不解。常有内地朋友向我谈到，他们村一个农民当年被国民党抓壮丁而去到台湾，现在靠台湾当局发的救济费为生，在台湾过得很苦，连妻子也娶不上。这位老兵回大陆家乡探亲，却显得“腰缠万贯”似的，手面相当阔绰，令同乡人羡慕。但这老兵告别家乡返台时又叫苦，说他在台湾是最底层的穷苦人。这是什么道理?

    这主要是汇率偏差造成的。前面讲过，近10年，人民币对美元连年贬值，而台湾币对美元连年升值，一降一升，偏差很大。1991年大体上是5元台币换1元人民币，这个比价并不反映它们的实际购买力。粗略估计，台湾同胞来大陆人他手上的钞票大约膨胀7倍，所以穷人变成了“富人”。

    1992年4月初的台湾《联合报》，接连报道了福建两名偷渡台湾打工的人的情况，可以说明很多问题。现摘录如下： 台湾《联合报》4月2日报道：30岁的大陆妇人戴清华月前偷渡来台，在台省三重市一家自 助餐厅打工，老板未依约付给工资，自己又疾病 缠身，被迫向警方自首以求能返回家乡。……

    警方指出，因大陆福建省泉州市的戴清华，已婚，并育有子女，因大陆上收入不敷使用，花了3000元人民币偷渡来台。2月20日在新竹沿海上岸后，辗转到三重市一家自助餐厅担任洗碗杂工，言明每天工资200元台币。

    打工期间，自助餐厅老板没有给她居住地方，戴清华只有睡在餐厅角落，工作20多天只领到700元工资，加上水土不服又生了病，她于3月30日到三重警察分局光明派出所自首，希望能回大陆休养。台湾《联合报》4月4日报道：台北市誓局景美分局昨天在出“联合誓卫”勤务时，意外查获欲至景美建筑工地找工作的大陆客陈彪。陈在誓讯时表示，他在台湾一年多，差点连自己都养不活了。他表示，台湾不再是大陆客的天堂，回去后要劝阻同乡，不要再偷渡来台。

    陈在警讯时，一再向警员吐苦水。他说，去年4月花了3000元人民币自福建平潭偷渡来台，因无亲戚可以投靠，从新竹上岸后，隔天就在新竹某地下电子工厂做工。他表示，老板吃定他是偷渡客，一天虽然工作10余小时，所得却仅500元台币。

    “在大陆每个月所得能存2／3(喻按：这是夸大或记者误报)，到台湾虽多赚近10倍钱，连生活费都不够。”陈彪表示，他现在只想回老家看看老婆、孩子，到台湾发财的梦，以后连想也不敢想了。

    戴清华和陈彪去了台湾，就懂得台币与人民币的汇率偏差了。戴清华一天挣200元台币，在厦门可换人民币40元，如果一月干25天，等于月工资1000元人民币；陈彪一天工资500元台币，在厦门可换人民币100元，如果一月干25天，等于月工资2500元人民币。他俩人在台湾得到的工资如果按人民币计算，在大陆是“特高”工资了，而在台湾却“连生活费都不够”。

    实事求是地说，除去汇率偏差，台湾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工资水平仍然高于大陆。特别是台湾的“中产阶层”，其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大高于我们。40几年来，台湾经济增长很快，成为亚洲的一条“四小龙”。

    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台湾原先的经济文化水平高于大陆。日本在甲午战争后，从中国割去台湾，并入“日本领土”。台湾人在日本算“二等公民”，但比起其后日军占领区又好一点。日本的战略是“工业日本(本土)，农业台湾”。日本对台湾的掠夺、剥削很厉害，但台湾毕竟没有遭受过战火的破坏。1945年光复时，台湾的经济水平比大陆高，台湾的教育水平已达到我们大陆60年代初的水平。

    二、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时，卷去了大陆的金银和外汇。据统计，从1948年冬天开始，蒋介石从原中央银行运往台湾的黄金有227．5万两，银元有1520万元，还有外汇1537万美元(存在美国联邦银行的)。当时的黄金价格是每盎司(两)35美元。以上三笔共值10．35亿美元，相当于现在105．5亿美元。这都是蒋介石从大陆人民身上刮去的，用于仅有六七百万人口的台湾一省。

    三、美国的援助。

    抗战胜利后，美国给了蒋介石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鼓励他打内战，反共反人民；那期间，美国基本上没有给蒋介石“经济援助”，因为美国不愿意扶助中国的资本主义。蒋介石逃台后，美国才“双援齐下”，不仅给蒋介石大量“军授”以维持其军队，还大方地给蒋介石“经援”。从1950年到1965年，美国共给台湾“经济援助”15亿美元。

    据国际开发署和台湾当局研究，如果没有美援，台湾1965年的GNP要1995年才能达到，即需推迟30年。

    四、外资对台湾的支持。

    外资包括美资、日贷；其他西方国家投资，还包括海外华侨、华人的投资，数额巨大。从1952一1960年间，台湾岛内的投资中，40％是外资(韩国得的外资比台湾还多。1962年前，美援占韩国总投资的80％；1962一1968年，外援占韩国总投资的47．2％)。我们大陆40几年间，基本上是自力更生。解放初期，苏联给过我们援助，但数额不大，多数是贷款性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吸引的外资急剧增加，对我们的经济起了很好作用。但外资在我国每年投资总额中占的比重仍然甚微。 五、贸易优惠。

    美、英、日等西方国家为了扶持台湾，给的贸易优惠很多。美国对台湾商品收取的进口关税极低(平均不到社会主义国家商品的六分之一)，从来不援用美国的“反倾销法”对付台湾。台湾从50年代开始，禁止美国的烟、酒进口，长达几十年，美国默许；如果我们现在如法炮制，他们就会大叫大嚷，进行贸易报复。70年代以后，台湾对美贸易有大量顺差，每年几十亿美元，美国不吭声；这几年我们对美贸易开始有顺差了，美国就不断发出威胁。台湾全岛“戒严38年，“2．28事件”杀死2万多人，美国等西方国家从未批评过；我们在北京部分地区戒严，西方七国联合起来趁机对我们进行“封锁”、“制裁”。

    六、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台湾成为美国的后勤补助基地和官兵休假地。台湾的轻工业、食品工业、旅游业因此而兴旺。

    七、世界产业大转移。

    60年代中后期，美国、日本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台湾(以及韩国)转移，这给台湾经济注入了巨大活力。这类产业在美国、日本是不大赚钱的，而在台湾以及东南亚则是先进的，赚钱的。台湾工业因此而“起飞”，在70年代、80年代取得迅猛发展。

    八、台湾等“四小龙”还有个有利条件，在他们周围或附近，有一大片更为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前面我谈到一条规律：“一国发展资本主义工业，需要有一大片相对落后于它的国家和地区，作为他的原材料基地、商品市场和回旋余地。”亚洲“四小龙”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正是符合这一规律。

    但是，台湾经济有它的致命伤：科研力量十分薄弱，工业主要是轻纺工业，整个经济依附于美国、日本。台湾经济界概括为一句话：美国经济一打喷嚏，台湾经济就伤风感冒。

    九、国民党逃到台湾后，进行了自我改革与改造。

    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是中国各种腐败、反动势力的大杂烩。国民党最高领导层——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但是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特别是蒋介石)，以及大官僚、大军阀；国民党的基础是封建地主、土豪劣绅；其走卒是地痞、兵痞、流氓、阿飞之流。1949年逃台时，逃走的主要是前一部分，以及依附于他们或被他们裹胁去的那部分公教人员和军官。少数军阀如山西的阎锡山之类，离开了他的根据地，来到台湾，也就无法施展他的封建主义威风了。国民党那庞大的封建“躯体”，留在了大陆。

    以抗战胜利后颁布的“二五减租”为例。这本来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的，对改善国民党形象也有利，1949年前，由于国民党内庞大的封建势力坚决反对，终成泡影。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在台湾推行“三七五减租”(即：地主向佃农收取的地租额，不得超过土地正产品全年收获量的37．5％)，就没有在党内遇到什么阻力，因为国民党内的封建地主势力已经很微弱了。

    国民党逃台后，还进行了两次重大的“政治改造”。1950一1952年第一次“政治改造”时，组织其中高层骨干进行了学习。有趣的是，其学习文件中，有《辩证法》和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整风文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及其政府的骨干，多数已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客。现在的国民党，基本上是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如果当初我们没有打败国民党，把它赶到台湾去，国民党在大陆上是很难完成这一蜕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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