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江民

山东考生就高考分数线差别问题对教育部提出的行政起诉状，不仅引起了人们对现行高考制度合法性的置疑，而且再一次引发了宪法司法化问题的讨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宪法能否像其他法律一样进入司法程序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这就是所谓的宪法司法化问题。这一问题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是讳莫如深，但在多数宪政国家都已被司法实践所确认。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以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据此对齐玉苓案的判决，在我国首先以个案批复和判决的形式对宪法司法化问题给予充分肯定，这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它标志着神圣的、具有最高法律权威和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开始从抽象走向具体，从遥远走向现实。这是一件令人振奋、值得欢呼的事情。宪法本身就是对权利的确认，但权利不应当仅仅被规定在宪法中，如果这些权利在受到侵犯时得不到有效的救济，则这些权利就不能称之为权利。为了给权利提供最广泛的救济途径，不仅要进一步完善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制度，而且必须尽快确立宪法诉讼制度，这也是宪法司法化的意义之一。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因此综合起来说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是完全可以的。当然，并不是在高考中实行全国统一分数线就是平等，因为地域之间、城乡之间教育水平的差异是客观事实，在录取分数线上有所差别也是合理的，有时候实质上的平等必须通过形式上的不平等来实现。但这种差别应当与教育水平相适应而不是相反，应当与宪法精神相符合而不是相违背。北京、山东两地的录取分数线相差100多分，令人难以理解，这是本案发生的根本原因。在现阶段，我们应当承认差别，但人们有权知道理由，考生在法律面前应当获得平等的机会。
高考制度已实行多年，但并不因此而当然合法。教育部有必要对此重新审查，司法机关受理此案也是可行的。由此联想到铁道部在春运期间上调火车票价而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都给我们以同样的启示：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任何行为都必须贯彻依法治国的宪法要求，公民已被确认的任何权利受到侵犯都应当有获得救济的法律途径。同时，人们有理由相信，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必将促进现代社会从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进而推动民主与法治建设的进程。 （原载2001年10月30日《百姓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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