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维护宪法尊严，就要对宪法的实施予以监督。监督宪法实施离不开舆论。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宪法保障制度多么完善，如果没有舆论监督的话，宪法就没有实施的保障。改革开放以来，舆论监督对于保障我国宪法的实施已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十六大报告强调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然而，反思我国的舆论监督可以发现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现象：宪法学家很少发言，甚至根本不发言。

　　收容审查制度是行政机关在上世纪50年代“自我创制”的逮捕制度，“文革”结束以后，这一制度与《逮捕拘留条例》、与《刑事诉讼法》、与八二《宪法》所规定的逮捕制度格格不入，是一种明显违反宪法的制度，经常受到律师、诉讼法学者、人大代表等社会各界人士的批评，终于在1996年被废除。这一制度的废除，维护了宪法的形象，树立了宪法的权威，舆论功不可没，可是，宪法学家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发过言。

　　乱收费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违反宪法的问题。宪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但是宪法从来没有规定“公民有向政府机关交费的义务”，因此，政府收费是没有宪法依据的。现在，取消乱收费和费改税的工作正在逐步深入，这也是宪法权威得以维护的表现。但是，这里面仍然没有宪法学家的任何贡献，因为他们对于乱收费问题一言未发，他们不如经济学家。

　　今年3月，孙志刚事件发生以后，社会舆论对于收容遣送这一违反宪法的逮捕制度进行了强烈的批评，甚至有人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废除这一制度。温家宝总理顺应民意，未等全国人大决定就自我纠正了行政机关设定的并已实施了40多年的收容遣送这一违宪制度，这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宪法学家没有为这件大好事作出任何贡献，因为他们一个也没有说话。

　　1998年10月5日，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个公约是国际社会最重要的人权公约，签署这一公约对于完善我国的人权体制、进一步保障宪法的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公约签署以后，如何应对和如何落实，还需要对我国的法学理论和政治理论进行必要的梭理，给出合理的解释。这一工作应当是宪法学家义不容辞任务，然而遗憾得很，中国政法大学的刑法学家勉为其难地承担了这一任务，发表了《关于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建议》，①而中国政法大学的宪法学家却回避不谈。

　　劳动教养制度与宪法也有明显冲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早已引起社会各界的讨论。北京大学的刑法学家陈兴良发表文章说：“应当废除”，陈兴良的老师、北京大学的另一位刑法学家储槐植发表文章说：“不能废除，但应当将劳动教养法治化”。最近，广东省政协委员朱征夫等人甚至向广东省政协提交议案，要求在广东率先废除劳动教养制度。②然而，名牌大学的宪法学家们说了什么呢？他们什么也没有说，如果请教他们的意见，他们可能会说：劳动教养？什么叫劳动教养？有这回事吗？